(一)会议纪要的规定与争论

　　一方面，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在我国，吸毒行为本身被认为欠缺值得保护的法益，刑法并未将其规定为犯罪。另一方面，就运输毒品罪而言，刑法对其主体身份并无特殊规定，也就是说，任何人从事毒品运输的，在无证据证明是为了实施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原则上都应认定为构成运输毒品罪，于是便出现了吸毒人员运输毒品应当如何定性的问题。对此，司法实践一直有争议。

　　2000年《南宁会议纪要》指出：“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2008年《大连会议纪要》再次强调：“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从以上规定可见，在以下两个方面，两《纪要》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第一，对于吸毒人员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走私、贩卖毒品等的，都认为应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第二，若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走私、贩卖毒品，且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都认为不定罪处罚。不同意见主要是对“吸毒人员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是为了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等，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南宁会议纪要》认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而《大连会议纪要》则指出“以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对于两《纪要》的上述规定，学者们的意见也褒贬不一。比如持批评意见的学者指出，对吸毒人员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案件处理，既要注意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不同规定，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吸毒在我国并不是犯罪的客观事实，不能机械适用《南宁会议纪要》，要综合分析，尽量做到罚当其罪。①

　　(二)评析

　　笔者赞同批评论者对该问题的分析思路。对于吸毒人员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案件的定性，②的确有必要结合我国刑法对贩卖、 运输、持有毒品罪的不同规定，同时充分考虑吸毒在我国并不被认为是犯罪的事实，具体分析。

　　第一，吸毒人员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有证据证明是为了实施走私、贩卖毒品的，该种情况下，运输行为实际上属于走私、 贩卖毒品的具体环节，行为的性质在整体上属于走私、贩卖毒品的行为，所以，构成犯罪的，应认定为成立走私、贩卖毒品罪。

　　第二，吸毒人员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是为了走私、贩卖毒品的，由于行为人客观上实施的是运输行为，而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运输毒品罪在我国属于重罪，成立犯罪对运输毒品数量并没有限制，而且，运输毒品罪也并非身份犯，成立本罪刑法对主体身份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因此，原则上只要属于该种情形，行为人都应当认定为构成运输毒品罪。但必须注意的是，在我国，吸毒行为本身并非属于犯罪行为，而吸毒人员运输毒品不能完全排除是供自己吸食，实践中若不考虑该事实，将该情形下吸毒人员运输毒品的一概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则与我国刑法不处罚吸毒的客观事实相违背。所以，在认定该种情形下行为的性质时，必须要考虑行为人吸毒这一事实。具体而言，若没有证据证明吸毒人员运输毒品是为了走私、贩卖，且运输毒品的数量没有超过其合理吸食量，从有利于行为人的角度考虑，应当推论该毒品系为其本人吸食之用，不能认定为犯罪;相反，若毒品数量超过其正常吸食量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运输毒品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不能因为行为人是否为吸毒者而有任何差别，该种场合，行为人同样应认定为成立运输毒品罪(而非《南宁会议纪要》认为的非法持有毒品罪)。当然，上述区分的前提是需要科学认定吸毒人员的合理吸食量，该问题是个技术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实践中司法机关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如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日常吸食量、以往购买毒品的情况以及当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等综合考虑，这里不展开研究。

　　①参见高贵君、竹莹莹：《吸毒人员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应如何定罪》，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1期。

　　②对于吸毒人员购买、存储毒品中被查获案件的定性，也遵循相同的分析思路，这里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