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犯罪既遂和未遂的认定，主要依据毒品是否实际交付给对方，已经交付为既遂，未及交付为未遂。依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的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贩毒人员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均认定为犯罪的数量。虽然《纪要》未明确该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既遂数量，但实践中该被查获的毒品均被认定为贩卖的数量，对该部分毒品作了事实上的既遂认定，仅在量刑时考虑酌情处理。这样，一方面，对于贩毒人员与购毒人员意思一致，但毒品未实际交付时，认定为未遂;另一方面，对于有贩卖史的贩毒人员被查获的毒品推定其具有非法贩卖的目的，即使无与交易方的贩卖意思联络也认定为既遂。如此，在实践中则经常出现某些意图贩卖大量毒品仅因为在毒品转移前被抓获的贩毒人员，获刑轻于那些实际贩卖少量毒品但被查获毒品数量大的贩毒人员的情况。

　　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以贩卖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的行为，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目的而持有毒品，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为目的购进或持有毒品的行为人与购毒者已达成毒品交易意见并正在交易而尚未转移毒品，或者已经转移了毒品的，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理由如下:

　　(一)从罪状表述看，以进入交易环节区分既遂与未遂符合立法原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贩卖毒品下的定义是:“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我国刑事立法采用了世界通行的立法体例。在总则部分对犯罪未遂的概念、处罚作原则性规定，在分则部分，以各罪的既遂状态为基础对罪状进行描述，即便是空白罪状、引证罪状也不例外。贩卖毒品罪的立法也是如此，法律规定的显然是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状态。

　　(二)从条款内容来看，只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贩卖的直接故意，至于行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是否达到或结果是否发生，并无明确规定。可见购进或持有的毒品是以贩卖为目的，是贩卖毒品罪的主观要件，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结果。且从《纪要》的相关规定来看，“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对贩卖毒品罪要求以贩卖为目的，是为了区别于以非法持有为目的，如果把毒品转移结果作为贩卖毒品罪的客观要件，实质上抹杀了主客观要件的原则界限，将犯罪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混为一谈了。

　　(三)从社会危害性来看，贩卖毒品这类犯罪活动，在直接侵犯国家对毒品的管制的同时，往往还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如吸毒人员为了吸毒荒废耕作、倾家荡产，甚至引发其他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就已经让毒品进入交易环节，其必然结果是贩毒人员为了把毒品卖出去而积极促进毒品在社会上非法流通和扩散，从而使得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这一客体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这种行为包含了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这时就应当追究行为人既遂的刑事责任，至于卖出毒品只是把这种社会危害变为现实，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把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形态向毒品转移前延伸，增强了法律对贩卖毒品罪的否定评价和对毒品犯罪人员的打击力度。

　　(四)从打击犯罪来看，销售毒品行为隐蔽，且往往是“一对一”的证据，取证十分困难，一旦一方否认，就难以认定。尤其是尚未售出的毒品，如只能认定是贩卖毒品未遂，必然会导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放纵，显然不符合我国对贩卖毒品犯罪严厉惩罚的原则。将以贩卖为目的购进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状态相应缩小了未遂范围，在一定条件下限制了那些未发生或者未查明出卖结果的案件中贩毒人员“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量刑情节的适用，符合依法从严打击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通常情况下，以贩卖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的行为，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目的而持有毒品，或者有证据证明以贩卖为目的购进或持有毒品的行为人与购毒者已达成毒品交易意见并正在交易而尚未转移毒品，或者已经转移了毒品的，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但实践中，对于误把假毒品当做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因为其所贩卖的毒品并非真毒品，不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事实上的危害后果，不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非以贩卖为目的所持有的毒品，比如祖传所得、接受赠与所得、或者通过违法犯罪行为(盗、抢、骗等)所得等，如果行为人有贩卖行为，则依据毒品是否实际交付给对方，已经交付为既遂，未及交付为未遂。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