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运输毒品罪的犯罪形态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对运输毒品犯罪的既遂认定标准说法不一，在运输毒品过程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只要解决这个问题，运输毒品罪的犯罪形态问题就迎刃而解。

　　笔者认为，真正的运输毒品罪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罪状。所谓运输毒品，其实质都是贩卖毒品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行为人使毒品从甲地转移到乙地的过程。即使行为人是为了赚取运费而帮助他人将毒品从甲地运往乙地的，其运输毒品的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仍然是贩卖毒品的行为人的整个犯罪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越境运输毒品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认定为走私毒品罪，但实际上同样是越境贩卖毒品中的一个特殊过程。如果行为人所运输的毒品纯系自用，且数量较大的，则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而不能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往往是很难查清的，进入司法审判的这类案件多数只余下一个运输毒品的表象。即使是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也只能是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判断其主观目的。因此，运输毒品罪是在行为人有运输毒品的行为、而依靠已有证据又无法确认其真正犯罪目的的情形下，为了避免行为人借贩卖毒品证据不足而逃避刑事追诉，由法律主动拟制的一项罪状。

　　正因为运输毒品罪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罪状，加大了探讨其犯罪形态问题、尤其是未遂状态问题的难度。有学者提出应当取消运输毒品罪的罪名，从理论上而言，这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在实践中，起码就目前而言，取消运输毒品罪的罪名就意味着贩卖毒品的行为有更大的机会逃避刑事追诉，对于打击毒品犯罪、遏制毒祸蔓延并无益处。为了司法实践中准确定罪处罚的需要，探讨运输毒品罪的未遂状态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按照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的犯罪形态。(1)以下，笔者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运输毒品犯罪的未遂状态进行探讨。

　　二、不能犯情形下的运输毒品未遂

　　不能犯是指行为在本质上不能达到既遂的未遂犯，系由于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原因，而不能实现具体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包括由于行为主体、犯罪对象、行为手段等的不能，而成立犯罪未遂。(2)在法学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的不能犯未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对象不能犯的运输毒品未遂

　　对象不能犯的未遂，是指由于行为人的错误认识，使得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犯罪对象在行为时不在犯罪行为的有效作用范围内，或者具有某种属性，而使得犯罪不能既遂，只能未遂。(3)

　　试举一例：张筠筠、张筠峰误认尸块为毒品予以运输案。1997年11月，胡斌将被害人韩尧根杀害后，将其尸体肢解为五块，套上塑料袋后分别装人纸箱中，再用编织袋套住并用打包机封住。嗣后，胡斌以内装毒品为名，唆使张筠筠和张筠峰帮其将两只包裹送往南京。张筠筠、张筠峰按照胡斌的旨意，于1997年11月30日中午从余姚市乘出租车驶抵南京，将两只包裹寄存于南京火车站小件寄存处。后因尸体腐烂，于1998年4月8日案发。经审理，法院认定张筠筠、张筠峰构成运输毒品罪 (未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六个月，并分别处以罚金。(4)

　　在上述案例中，行为人将尸块误认为是毒品而予以运输，尽管其主观上有运输毒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按照运输毒品罪进行处罚，但是由于行为人对事实认识上的错误，使其犯罪目的处于始终无法达到的状态，属于刑法上行为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一种，属于对象不能犯。因此，认定行为人构成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未遂，是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均没有什么争议。

　　(二)工具(方法)不能犯的运输毒品未遂

　　工具不能犯的未遂，是指犯罪人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按其客观性质不能实现行为人犯罪意图、不能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工具(方法)。

　　例如，行为人将毒品装入信封内投入邮筒，企图通过邮政平信投递的方式将毒品寄往异地。但因其疏忽大意未贴邮票，邮政部门未将装有毒品的信件予以投递。在此状态下，行为人错误的认为自己使用的工具或者采用的方法能够完成运输毒品犯罪，但事实上犯罪目的无法达到，也应以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未遂论处。

　　三、运输过程中的运输毒品未遂

　　这是目前运输毒品罪未遂状态问题争议最大、也是对司法实践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因为，运输毒品犯罪，自毒品起运，至到达终点或者完成交接，中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时间段，究竟以哪一个时间段作为判断未遂与既遂的标准，是目前这一问题争议的焦点。

　　(一)现有观点的综合

　　从目前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关于运输过程中如何判断既遂与未遂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1.第一种观点，以毒品是否运至目的地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该说认为，行为人以将毒品从甲地运往乙地为目的的，开始运输时，是运输毒品的着手，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到达目的地时，属于犯罪未遂，毒品到达目的地时是犯罪既遂,，到达目的地后, 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而将毒品运回原地或其他地方的, 也是犯罪既遂(5)。

　　2.第二种观点，以毒品是否起运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该说认为，就运输行为而言，应当以毒品起运为既遂。若由于各种原因在起运前被查获而未开始运输状态的，以未遂论。在开始运输状态后，无论行为人所运输的毒品是否运至目的地，而或在开始起运后又因各种原因转运回出发地的，对运输毒品罪的既遂无影响。(6)

　　3.第三种观点，以毒品是否发生实质性位移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该说认为，运输毒品罪的特征是毒品发生实质性的从甲地到乙地的位移。因此，毒品应该离开其原所在的区域而进入新的区域时，才能构成犯罪既遂。这一区域的概念，一般应以县级行政区域为标准。在某一县级行政区域内毒品的简单运动，不能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数量大的只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

　　4.第四种观点，以毒品是否进入运输过程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该说认为，运输毒品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有运输毒品的故意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使毒品离开藏匿地进入运输的过程，无论是否运达目的地，均应定为运输毒品的既遂。只有在毒品离开藏匿地的时刻即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运输的，才属于犯罪未遂。这是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观点。

　　试举一例：谭某运输毒品案。谭某将5袋丸状毒品和2袋粉状毒品藏于随身携带的三个“面霸120”速食面盒内，于2012年2月7日持当日广州南至株洲西的G1064次旅客列车车票到广州南火车站乘车，准备将毒品运往株洲西。当日16时45分许，当其在三楼检票口进站上车时，被值勤民警当场查获。查获谭志威的5袋丸状毒品净重346.4克，含有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2袋粉状毒品净重496.3克，含有氯胺酮成分。经审理，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谭志威无期徒刑。

　　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运输毒品案件，除极少量在列车上查获的以外，绝大多数属于行为人随身携带毒品在火车站被人赃俱获的情况。对于在列车上被查获的案件，辩护意见中一般不包括犯罪未遂的辩护内容;但对于在火车站被查获的案件，几乎所有的辩护意见中都会提出，行为人虽然有将毒品运往异地的打算，但其尚未乘坐交通工具，毒品未发生实质性位移，因此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对于此类辩护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运输毒品罪属行为犯、故不能认定行为人犯罪未遂来予以反驳。

　　四、笔者的观点及建议

　　(一)运输毒品罪不是行为犯。

　　1.认为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以上所列的四种观点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按照学术界的通说，行为犯是指以刑法规定的一定行为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在行为犯的情况下，只要实施了一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不论结果是否发生，都构成犯罪。行为犯又可以分为举动犯、程度犯与危险犯。举动犯，是指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刑罚分则规定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形，因而在举动犯的情况下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程度犯，指行为人在着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以后，虽然不要求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但要求将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才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形。因此，在程度犯的情况下，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危险犯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只要造成一定的法益侵害危险，就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形。(7)

　　但是，翻遍所有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任何一项条款能够表明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关于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的观点，来自于学术界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学理解释，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况且，这种学理上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争论虽然激烈，但始终没有任何一种观点能获得广泛接受。

　　2.认为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缺乏理论上的有效论证。

　　目前的学术界，几乎一提到运输毒品罪，就当然地将它归入行为犯之列。但是，对于运输毒品罪为什么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的问题，几乎无人进行过充分、详尽的论证。因此，这种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的学理解释，带有跟风的色彩，并且只是在判断既遂和未遂标准的细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一种行为之所以被界定为行为犯，或者被界定为举动犯而非程度犯，主要是由这种行为自身特点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决定。举动犯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行为预备和实行的初期，就已经显露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法律必须及时有效的遏制这种犯罪的萌芽。运输毒品罪是否能被界定为举动犯，重要的一点就是，着手运输毒品的行为是否具有独立、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毒品进入运输阶段，的确是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上的可谴责性，且侵犯国家的毒品管理制度，但运输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贩卖毒品的行为，没有下一阶段的贩卖，运输毒品的并不能直接现实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有人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的规定，可以得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行为犯的结论。(8)笔者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例如，我们也可以在故意杀人罪中增加“故意杀人，无论数量多少、是否杀死，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的规定，这毫不违反立法原意，但并不能因此推论出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

　　3.最重要的是，按照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的观点，目前的判断运输毒品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极度不统一，且每种判断标准都存在缺陷，势必造成实际应用中的混乱。

　　依照上述的第一种观点，以毒品是否到达目的地后区别即遂与未遂。此种观点将运输行为视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未抵达目的地前，运输行为都属于尚未完成。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常情、常理，也符合人们的通常理解，但是也有明显的理论缺陷。该说将运输行为的完成和运输目的的实现视为一个概念，过分强调运输行为的完整性和运输目的的实现性的一致，忽视了运输手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实际发生的许多运输毒品案件无法解释。如人货分离的情况下，以托运等利用公共传输系统方式的起运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运输毒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伪装毒品，办理托运手续等主观支配的行为，毒品到达目的地时，当然构成运输毒品罪的既遂，但如果包裹被遗失或被托运部门发现而未能达到运输目的的情况下，按此观点应认定为未遂，显然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理论。又如，很多案件中，具体目的地是何处，除了犯罪人的口供以外，很难取得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在同时为了逃避侦查，增强犯罪的隐蔽性，毒品的交接人对运输者进行遥控，毒品的交接地点会不断变换，在运输目的地不确定时，该如何界定?显然，从此观点中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依照上述的第二种观点，以毒品是否起运区别既遂与未遂，但乘坐交通工具进行运输的，在交通工具上被查获才构成既遂。首先，不符合人们的通常理解。汉语中的“运输”，是一个行为的过程，不是一个点，即是“运到”，而非“起运”。其次，无法解决现实中运输方式多样性的问题。试举一例：行为人携带毒品欲乘坐火车将毒品从甲地运往丙地，中间准备在乙地换乘火车，那么，究竟是在甲地始发的火车上被查获构成既遂还是在乙地换乘的火车上被查获才构成既遂?又或行为人为完成运输乘坐了多种不同性质的交通工具，应以乘上哪一交通工具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另外，行为人不乘坐交通工具运输毒品的，何时才能视为毒品已起运?这又势必造成司法实践中的任意解释，影响判决的一致性。

　　依照上述的第三种观点，毒品在县级行政区域之间发生实质性位移即构成既遂。照此推论，如果行为人出发的地点本身即位于县级行政区域的交界处，那么其一出门即构成运输毒品既遂;相反，如果行为人将毒品由一个县行政区域运往另一县级行政区域需要跨越几十甚至几百公里的路程，那么，其运输毒品行为在已经位移数十、数百公里之后仍然处于未遂状态。或者，为了统一位移的标准，索性以毒品位移的里程来计算，例如移动一百公里以上即构成既遂，未达到即属未遂。然而，这种标准在现实中根本不具备操作性。

　　依照上述的第四种观点，毒品一旦离开藏匿地即构成犯罪既遂，这种说法认为运输毒品罪是即成行为犯。即成行为犯不要求行为人将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行为实施完毕，只要求有着手行为。因为这一行为，毒品从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由非法储存转为非法运输，不仅为后继的贩卖、吸食创造了条件，而且毒品“动”的状态对国家关于毒品运输的管理制度造成了现实威胁。该说能弥补第一种说法不能解释人货分离方式运输毒品的缺点，但亦有缺陷。该说将运输毒品罪的实行行为向预备阶段进行了延伸，将某些预备阶段的行为也包含于实行行为中，可能会将未达到运输目的地前的起运过程和起运前的准备阶段都认定为既遂，否认了运输过程中的未遂状态，同时也否认了运输过程中的中止状态，有些欠妥。试举一例：2003年6月22日，崔成民将毒品吞入腹中，乘1166次列车从昆明往广州。6月24日2时30分许，崔成民向车上乘警报称自己体内藏有毒品，并于当日从体内将毒品排出。经鉴定，毒品共重25.5克，含海洛因成分。一审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崔成民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00元。二审法院改判崔成民有期徒刑六个月。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如果按照法院对运输毒品罪属行为犯的传统理解，行为人携带毒品离开存放地，但在运输过程中主动悔过，自动中止运输行为，到公安机关自首。根据该说的观点，毒品一离开藏匿地即构成既遂，当然不存在犯罪中止。然而，崔成民的行为如果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却又是不折不扣的犯罪中止，即在着手实施犯罪以后、犯罪完成之前，主动地放弃犯罪，并且该案中崔成民采取的是向公安人员自首的方式，更加是彻底地中止犯罪。如果这种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而仍对行为人处以与犯罪既遂相同的刑罚的话，便有违宽严相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刑事政策，既然中止犯罪仍要遭受相同的刑罚处罚，继续犯罪还不一定会被发现，必然导致行为人更加坚定其犯罪意图，显然不利于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而认定崔成民为犯罪中止的同时，就相当于否认了法院以往认为运输毒品罪不存在犯罪未遂的一贯做法。

　　综上所述，按照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的观点，均不能准确和有效地区分运输毒品既遂与未遂。而如果将运输毒品罪作为一般犯罪来看待，则以上四种观点中的缺陷均可迎刃而解。

　　(二)对运输毒品罪的建议

　　法谚云，“法律一经制定，便落后于社会”，运输毒品罪的立法也是如此。在对本罪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结合本罪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做法对于运输毒品罪的罪名及定罪量刑的规定存有不合理之处，现提出自己对本罪的意见。

　　1.运输过程中的被动停止犯罪均构成犯罪未遂

　　按照前文所说运输毒品罪并非行为犯的理解，毒品进入运输过程后，至到达目的地或完成交接之前，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被动停止的，均应构成运输毒品未遂。理由有四：

　　其一，依照 “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精神，在对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和未遂缺乏法律明确规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就应当选择对被告人有利的理论来解决问题，在毒品完成交接之前，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未遂。

　　其二，依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这一原则，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的大小都是决定所处刑罚轻重的依据。从运输毒品的过程来看，完整的环节是行为人商谈价格、目的地，接收毒品准备运输，具体实施运输行为，运至目的地完成交接。行为人在完成毒品的交接之前被抓获，运输行为尚未完成，尽管这种未完成是由于公安机关的及时截获而非出自行为人主观愿望，但事实上毒品并未流入社会，相对于将毒品运至目的地而言，实际造成的危害较小，作为运输毒品未遂处罚是更为合适的。如果无视运输毒品各个阶段社会危害性的区别，那势必是鼓励犯罪分子将毒品运输的行为实施到底。

　　其三，依照本文写作的前提，运输毒品罪是贩卖毒品罪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那么，寻找判断运输毒品既遂和未遂的标准，也应当以贩卖毒品罪作为参考。学术界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贩卖毒品罪并非行为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贩卖毒品行为，也是在毒品进入交接阶段或者交接完毕之后才认定行为人构成贩卖毒品既遂。在此参照下，在运输的毒品进入交接阶段或交接完毕后才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既遂，亦是更为合适的。

　　其四，按照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的观点，不仅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混乱，而且除了上述第四种观点之外，均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犯罪证据的现实，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前三种观点中的目的地、起运时间、跨越行政区域，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通过证据来予以确定。只有第四种观点，不分青红皂白将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运输毒品案件都归入犯罪既遂状态，从而导致了司法上的简便易行，也更加迎合了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立法精神，这也是目前司法机关多数接受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

　　按照笔者的观点，运输毒品达到目的地后需要进行交接的，应以行为人开始交接作为判定犯罪既遂的起点;运输毒品不需要进行交接，只须将毒品置于某地的，以行为人到达某地作为判定既遂的起点;对于在运输毒品过程中，无论实施到哪一程度，只要是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运输毒品行为被动停止，未能达到行为人所希望的结果的，均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这样的标准，也符合司法实践中犯罪证据的现实状况。即：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运输毒品的犯罪故意的，对行为人不能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运输毒品的犯罪故意，而毒品尚未进入运输过程的，应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犯罪预备;有证据证明毒品已处于运输过程中，而没有证据证明毒品犯罪停止的地点就是行为人犯罪的终点，或者停止的时间就是行为人开始交接的时间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未遂。同时承认，在毒品进入运输过程之后、达到既遂之前，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犯罪中止。这样一来，运输毒品犯罪的所有停止状态就各有归属，避免了因标准不一影响司法判决的权威和一致性。

　　2.对未遂犯的处罚应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由于我国刑法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行为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幅度，这就无形之中加重了对运输毒品罪的处罚力度，也使得司法实践中普便存在着对运输毒品罪量刑偏重甚至畸形的情况。诚然，运输毒品罪是一种有着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但相对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而言，运输毒品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许多犯罪行为人是在牟利或其它动机的推动下放任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不是直接以实施特定的犯罪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将其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处以相同的法定刑，显然存在着量刑上的轻重失衡。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报应与预防。笔者认为，应当将运输毒品罪的罪名独立化，改变将其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的现状，以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理由在于：其一，从运输毒品罪的性质来看，其属于无被害人犯罪、非暴力犯罪。从侵害的客体的角度看，运输毒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尽管在客观上带来的社会危害性非常大，但这种危险并没有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那么恶劣，与爆炸、杀人、恐怖等暴力犯罪相比，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显然要小。即使与其相并列的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比，运输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也要小得多。因此，对运输毒品罪适用死刑，与其性质不一致，与死刑的适用标准相违背，亦违背了公正原则。否则，毒贩将毒品卖给买受人所受到的刑罚比直接杀死买受人还严苛，不仅造成刑法规定的罪名法定刑之间不均衡，还会使社会大众的感情钝化，且对不法行为的感受程度混淆到无法分辨到底是杀人行为，还是运输毒品行为更值得非难。

　　其二，从司法实践来看，依靠死刑来遏制毒品犯罪收效甚微。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禁毒斗争已经多年，审判机关每年对毒品犯罪判处、执行死刑的数量很多，因毒品犯罪而被剥夺生命的犯罪分子早已数不胜数，但新的运输毒品犯罪又总是不断出现，毒品犯罪仍然猖獗，重、特大案件仍在不断发生。而且大部分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都是无业人员和农民，他们大部分都是为了牟取报酬而铤而走险的。如若对这些人适用死刑，不仅遏止不了更多的运输毒品犯罪的后来者，而且还因死刑造成犯罪人家属的逆反心理和不满情绪。而从已经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状况看，也并没有因为废除了毒品犯罪的死刑而使得毒品犯罪泛滥成灾。可见，消灭犯罪分子的肉体并不是根治毒祸的灵丹妙药。笔者认为，无论从运输毒品行为本身的属性，或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破除对死刑的依赖思想，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

　　五、结语

　　以上是笔者就运输毒品犯罪未遂状态的一点看法。除了不能犯未遂之外，学术上和司法实践中都习惯地把运输毒品罪作为行为犯来看待，由此导致对运输毒品未遂状态这一问题的研究受到了局限。如果大胆地跳出运输毒品罪是行为犯的圈子，将运输过程中的被动停止犯罪认定为犯罪未遂，我们会发现，这一领域内争论的焦点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也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当然，以上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但是，笔者在铁路运输法院工作多年，随着接触此类案件的不断增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对于这一问题，在司法领域亟待有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唯望立法者能从更有效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出发，尽快吸取百家之长，对此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

 

　　原文链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