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毒品的贩卖是毒品从制造到消费过程的主渠道和中心环节。世界毒品非法贸易的利润已超过石油利润，贩毒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我国贩卖毒品的案件在全部毒品案件中所占比例极高，呈逐年上升趋势。究其缘由，系毒品案件具取证难、举证难特点和证据体系尚未完善的现状所致。查获并审判的案件与毒品现状相距甚远，主要原因在于证据的收集和认定存疑。
 

　　一、贩毒案件证据收集、认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贩毒案件在组织性、隐秘性上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因证据稀少欠缺，缉毒队伍的科技含量偏低，证据诉讼意识又不高，证据体系不完善而缺失行之有效的证据规则，加之公检法存有分歧，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贩毒案件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

　　1、口供之外与毒品有关联的物证的收集不到位。贩毒案件多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知悉案情的人少，易形成孤证，有些侦查人员在缴获了毒品固定供述后不再去收集手机、指纹等物证，一旦被告人翻供，侦查部门很难再补充收集到有价值的证据，导致指控证据不足。

　　2、忽视收集印证言词证据的证据。对被告人供述中陈述的与贩毒的事实相关的人员的证言、物证、书证未及时收集加以印证，案件移送起诉后，需补充证据时，由于一些证人系外地人，不知去向，有些物证书证已灭失，难以形成证据锁链。

　　3、破案的时机把握不准。贩毒案件必须处理好破案的及时性和适时性的辩证关系。既要及时侦破从快打击，又不能一发现贩毒就打，时机选择不当，无疑会使本有条件做到人赃俱获的案件只得通过补充收集大量间接证据予以弥补，大大增加了侦查投入。

　　4、疏于对共同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印证、辩疑、深查。共同贩毒案件，忽视对单个成员的取证，造成口供不一，使得部分成员的犯罪事实难以认定。

　　(二)贩毒案件存在证据“六难”

　　1、证据线索发现难。贩毒案件尤其是零星贩毒案件，贩毒与吸毒人员之间通常采取使用交易暗号、运用电话手机等单线联系，双方都是贩毒活动的“受益者”，而不想暴露;无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事主的报案，几乎无犯罪现场和痕迹留下，交易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间短，不易发现;家庭化、同乡化、集团化的贩毒情况日渐增多，吸贩交织以贩养吸，有的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供需网络。

　　2、提取直接证据难。近年来跨地区、跨省的异地贩毒的现象突出，流动性大，贩毒人员常居无定所，多以出租屋为落脚点，利用假身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查获证据难。作为贩毒案件核心的毒品不能缴获，除当场人赃俱获缴获毒品的贩毒事实易于取证外，其他贩毒事实特别是正在寻找买方，准备交易之时被抓获，身上未缴获毒品的案件证据难以收集。

　　3、固定贩毒嫌疑人供述难。贩毒嫌疑人对其贩毒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数量等最为清楚，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线索，是贩毒案件的重要证据。但其对贩毒事实往往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存在着较大的虚假性;多数嫌疑人作案次数多，时间长，易有反复性，甚至出现前后供述自相矛盾的现象，致证据不稳定;嫌疑人为逃避罪责，在庭审中翻供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供述真伪难辩，难以固定。、

　　4、形成证据锁链难。有不少贩毒案件是在毒品交易尚未终了时被破获，涉及嫌疑人上线的证据，交易对方的证人证言、毒品、毒资、称毒所用的天平等物证不易全面收集;有时交易对方素不相识，贩卖成功即分道扬镳，相关人的证据无从获得;贩毒尤其零贩毒次数频繁、时间跨度大，交易双方的语言在时间、地点、数量、具体情节上难以吻合;毒品本身是消耗品，不易缴获，形成证据锁链难。

　　5、毒品、毒资追缴难。贩毒者为逃避惩罚，常把交易地点选择在河边、湖边，案发时便将毒品扔水里，被抓获后极力隐瞒毒品的真正来源、用途、去向等，谎称是向不识之人购买，切断了线索，毒品又是直接损耗性消费品，吸毒者吸食、注射后灭失，无从追缴。贩毒属于智能犯罪，毒犯常将毒资转移，对于以贩养吸的，毒资多被用于吸食毒品。

　　6、查清全部犯罪事实难。贩毒案件因“中间环节”多，贩毒分子交易时频繁使用假名、假身份，利用知情不多的“马仔”及毫不知情少数贪利之人，许多案件毒品、毒资灭失，难以深入查清全案。目前贩毒分子将大宗毒品化整为零、零星贩卖的情况十分普遍，除当场查获的毒品数量外，对以前贩卖的毒品数量查证难。
 

　　二、贩毒案件证据认定的相关问题
 

　　贩毒属于高智能犯罪，慑于严厉的刑罚制裁，嫌疑人总是千方百计掩盖、毁灭罪证，同时采用“少量、多次、流动”的交易手段从事贩毒活动，除现场抓获外，不少案件，往往由于毒品罪资不存在或被告人翻供，审查认定证据困难。司法实务中存在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持有毒品人“主观上明知”和区分贩毒与持有毒品以及贩毒数量等疑难证据问题，笔者拟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主要涉及的几个证据问题略抒已见。

　　(一)运用证据认定持有毒品人“主观上明知”

　　鉴于毒品犯罪是故意犯罪，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毒品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必须是主观上明知其行为违反我国《刑法》规定的禁止性行为，才能构成相关的毒品犯罪。然而，我国法律对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没有具体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主观上明知”的把握尺度不一致，给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留下了较大的争议空间，也给一些贩毒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对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议而不断、统而无据的现象屡屡发生，严重制约对贩毒行为的打击力度。为此，宜采用事实推定制度，即持毒人即使不知毒品纯度是多少，也不知是海洛因还是冰毒，但只要有证据证明以下事实的存在，结合查获的基本事实再加上一些环境因素可推定其明知。1、行为人采用体内携毒，或隐匿于衣服鞋子的夹层、水果及各种器皿等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的高度隐蔽的持毒方式;2、行为人以高度诡秘的交、接“货”方式将毒品放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确能证实毒品系其所放;3、行为人虽称毒品系他人所有，不知是毒品而代其保管，但领取了高额的报酬;4、行为人明显逃避检查，检查时逃跑或在检查中将其所携带的物品丢弃或故意用特殊伪装方式或不讲真实姓名;行为人有毒品犯罪前科，对毒品的认识能力都较常人有着更直接的感受或经验，在其身边、住处被查获时，可推定其主观上的明知。

　　(二)运用证据证明毒品的归属问题

　　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采取“人货分离”的方式藏匿毒品。即使侦查人员查获了毒品，因其矢口否认毒品归其所有，也很难认定其归属，侦查人员必须运用证据证明毒品是其所藏。可以收集以下证据综合认定是其所有：1、对嫌疑人的可疑物品交专门的鉴定机构对是否为毒品作出定性鉴定。2、在行为人身边或身上特殊部位查获毒品，毒品在行为人的实际占有和支配下却不能作出合理解释。3、在其住所或租用的房屋、旅店中查获毒品，同时有证据证明：房间钥匙由其独有;有住宿登记或租房协议，房主的证言证明其有使用权。4、在其住处搜出天秤、手机、携带毒品的工具等。5、从毒品或毒品的包装物上检出该人的指纹。由此可见，行为人若辩称毒品不属自己所有，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做出合理解释，否则凡能证明毒品在行为人的实际占有和支配下就可以推定毒品为其所有，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一推定。
 

　　(三)运用证据区分贩卖毒品与持有毒品的问题
 

　　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非法持有毒品达到数额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贩毒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吸毒者在购买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可见究竟定何罪，关键取决于收集的证据。为防止忽视对认定贩毒证据的查找，草率地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而造成轻纵罪犯。应收集运用以下证据予以区分：

　　1、毒品数量证据。毒品不是一般货物，既不能吃又不能用，也不能合法转让，行为人一次购买或藏匿、持有大量毒品，绝不可能仅用于吸食，通常只有贩毒分子为牟取暴利，才会大批量购进毒品。无论行为人是否吸毒，但持有毒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个人吸食所需，行为人非法持有的行为应视为贩卖毒品所作的准备，是贩毒行为的组成部分。

　　2、吸毒者的证言。吸毒人员对毒品交易的整个过程耳闻目睹，可以证实毒品交易的时间、地点、贩毒人的体貌、衣着等，因吸毒不为罪，其证言的可信度高。吸毒人员可证明曾向其购买过毒品，说明持有人有贩毒史。还可收集吸贩双方就毒品价格和数量已协商一致，因意外原因而未交易成功。当多个吸毒人员指向同一目标，毒品的价格标准一致，数量吻合，即便个别证言有相异之处，但有相关证据佐证，也能形成证据锁链认定其贩毒。

　　3、特情证言。利用特情侦查手段破获贩毒案件即诱惑侦查，是对贩毒这类侦缉和证据的收集极为困难的案件施行的必不可少的侦查措施。但施行中有个别特情急功近利，为了立功、受奖故意夸大其词，个别侦查人员为了追求政绩滥用诱惑侦查。司法实践中应慎用此证并区别情况作不同认定：(1)行为人携有毒品正在寻找买主，有贩毒意图，而运用特情侦查手段故意与其交易将其抓获，此特情证言可作贩卖毒品的证据;(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未发现其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证据，仅因特情约购毒品而贩卖，此乃犯意引诱，鉴于特情引诱使行为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仅以该证不能作为认定贩毒的证据，仍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3)“控制下交付”的对象为毒品，即在侦查机关控制下行为人出售毒品，特情出资购买，其证言可证明行为人贩毒;特情将侦查人员提供的库存毒品出售给行为人，由于控制下交付的实际是“毒资”而非“毒品”，违反了国际公约，特情证言不能作为认定行为人贩毒的证据。

　　4、实物证据。鉴于人的思维最为复杂，因而言词证据极不稳定，指控贩毒尤其需要客观性、稳定性较强的物证加以检验，这也是区分贩卖毒品与持有毒品的有力证据。贩毒者购进毒品出卖时必然把毒品过称分装后出售，为卖出毒品多向吸毒者通过手机、电话联系，利用提包等物携带毒品，通过收集藏匿毒品的提包、箱子，联系出售的手机、电话号码，分装毒品的秤量用具及包装物品等一系列证据，并以此为线索查出通信记录和相关人员以及嫌疑人遗留在毒品及其包装物上指纹等，便于进一步查找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毒品目的是为贩卖。

　　5、发案地涉毒现状的证明。发案地有大量的毒品消费人群，交易活动频繁，也可旁证持有的毒品可能为了贩卖。
 

　　(四)运用证据认定贩毒数量问题
 

　　虽然贩毒案件中数量不是定罪的必要条件，无论多少均应立案处罚，但对量刑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衡量贩卖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的主要根据，为此，贩毒案件量刑时，首先应按刑法“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的规定确定毒品的数量，对应量刑幅度准确裁量刑罚。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数量不能一概而论，案情不同，标准相异。现就几种常见情形下认定贩毒数量所需的证据分述如下：

　　1、交易现场查获毒品的数量认定。这种人赃俱获的情形认定贩毒数量较易，若无证据证明嫌疑人尚有其他贩毒行为，则以查获毒品的数量为证据认定。其中需注意一种情况：行为人具有贩毒意图，持有少量毒品意欲贩卖，在特情引诱下加大了贩卖数量，即“数量引诱”，其贩毒数量仍应按全部数量计算，只在量刑时从轻处罚。

　　2、在交易现场查获少量毒品，又在其他地方搜查到属嫌疑人所有的毒品的数量认定。(1)有证据证明嫌疑人不吸毒的，以全部数量计算;(2)对以贩养吸的，如有证据证实其确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或目的，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和其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之内，但考虑到以贩养吸这类人群的特殊性，在量刑时要把其贩卖量、吸食量大小，查获及持有毒品数量多少作为量刑时是否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如无下线证明曾商谈交易价格的证言，也无证明行为人具有贩毒史，或缺少吸食毒品的资金来源等证据证实其确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或目的，则只能以交易现场查获的少量毒品计。

　　3、未缴获或仅缴获少量毒品，但行为人另外还贩卖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数量。贩毒分子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少量多次贩毒，被抓获只能查获少量毒品，对以前贩卖的毒品由于交易时一对一无见证人的情况随处可见，加之毒品系消费品的特性，查找毒品等物证难上加难，仅以缴获的毒品数量计，似有轻纵罪犯之嫌，笔者认为当有以下证据时，可以缴获毒品的数量和证言证明的数量之和计算：

　　(1)具有嫌疑人对每次贩毒数量均予认可的供述。嫌疑人被抓获时，如实供述历次贩毒的时间、地点、数量、参与人员等情节时按《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的规定，仍需收集吸毒人员等证言，对吸毒人员在价格、数量、交易地点等内容与被告人的口供基本吻合时，可以每次交易数量的总和计算。

　　(2)嫌疑人及其同案人对毒品的来源、去向、价格、数量等的供述基本一致时，因毒品案件具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特点，其他刑事案件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案，贩毒案件按《纪要》规定“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窜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可见贩毒案件同案被告人供述之间能相互印证时可以作为认定贩毒数量的依据。

　　(3)嫌疑人翻供时，如果对先前的口供仅提出异议，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又不能提供新的证据，其先前供述贩毒数量应作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但不能仅此单一证据定案，需补强证据。如果收集的旁证材料能引证先前供述的贩毒数量，以该数量计算;被告人虽承认贩毒事实，就数量前后供述不一致的，无相应的证据佐证时应疑罪从轻，就低不就高，以被告人认可的较少的数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