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的辩护，特别是毒品案件的辩护，往往一个细节的发现，一个突破口的找到，就能决定律师的成败。当然，律师的成功，往往是公检法的失败。这是一位我所尊重的老律师的原话。

　　李××，女，现年四十三岁。八年前，我接受她的委托，为其丈夫马××贩卖毒品进行辩护。她丈夫涉嫌贩卖海洛因 1150克，本来是一个毫无胜算的案件，由于在阅卷中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既涉嫌贩卖海洛因的数量的前后矛盾，致使整个案件降格处理，本来足以判死刑的案件，最后对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而收场。我记得我在辩护词中对毒品数量提出如下诘问;“赛福奎、马玉仙一直声称毒品是 1150克;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99年11月18日的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中记载毒品是 1150克;刑警大队 99年12月23日的调查报告上记载毒品是 1150克;同一天的盘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上记载毒品是 1150克;

　　但到贵州省禁毒委员会 1999年12月28日的收据上就变成了 1175克。从此以后，无论是公安机关的预审受案登记表，《起诉意见书》，还是检察院的《起诉书》都变成了 1175克。试问，这凭空多出的 25克海洛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三被告人被抓后一个月零十天，放在公安机关的海洛因就增加了 二十五克?如果 1175克是指的净重， 1150克是毛重，怎么净重比毛重还要重?如果 1175克是指毛重，控方怎么能以毒品的毛重来作为对被告人指控的依据?还有另外一种设想，那就是公安机关在 99年11月18日到 99年12月28日这一个月零十天的时间内根本就没有称过本案涉嫌贩卖的毒品，完全是根据被告人口供述的数量就写在呈请拘留报告书中、调查报告中、提请批准逮捕书中，但在贩毒案件中，不称重量就予以认定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上述种种疑惑，让我们难免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起诉书》指控的 1175克海洛因，根本就不是本案几被告人贩卖的 1150克海洛因!

　　而盘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拿 1175克这部分东西去送检。也就是说，几被告人涉嫌贩卖的 1150克这部分东西，是否属于海洛因，还没有鉴定!

　　综上，本案几被告人涉嫌贩毒的数量无法确定，因为无法确定数量，因此，对几被告人涉嫌贩卖的，是否属于真正的毒品海洛因，也就根本无法确定。”

　　上述意见一发表，法庭上一片窃窃私语，公诉人无言以对。这就注定一个必然会判死刑的案件只能降格处理。

　　今天，当年的委托人，李××，又因为贩毒成为了犯罪嫌疑人，在她父亲的委托下，她又成为了我的当事人。这一次，她嫌疑贩毒的数量是 2375克，她自己认为，死定了。

　　从侦查、起诉、审判，我一直在关注着案件的进展，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案件该从什么地方突破呢?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呢?

　　有几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一、据李××陈述，公安办案人员在提审她时，曾威胁她说“这一次，你死定了，我们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公安机关急于想置她于死地。

　　也难怪，作为一个堪称贩毒家庭，作为一个多次贩毒且在过去曾因贩毒而处理过的惯犯，人民警察的憎恨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出售海洛因给她的是一个叫陈××的人，此君在几年前与李××共同贩毒获刑。这一次，陈××叫李××联系买主，并将海洛因 2375克送到李××住处。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奇怪的是，在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对此情节只字未提。

　　其三，李××曾经有一份辩认笔录，其辨认的目的记载是“确认犯罪嫌疑又陈××”，李××在十二张男性免冠照片中辩人出了陈××。

　　上述细节看似毫无关联，但联系起来一看，就隐约感到控方(包括公安机关)似乎在故意隐瞒一些什么东西，那么他们是在隐瞒什么呢?隐瞒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际，陈××难道是公安机关的特情?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指导精神，凡是利用特情引诱促成的贩毒案件，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利用特情引诱李xx贩卖毒品，同时又将特情的身份隐瞒，这才能毫无悬念地置李xx于死地!原来如此!这一招是何等的阴险!

　　这样一来，上述细节就好解释了。因为陈××是公安机关的特情，所以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中只字未提，同时对陈××的身份也不作任何说明。因为一旦注明陈××是公安机关的特情，李××就不可能判死刑立即执行，而这恰恰是与公安机关强烈欲置之于死地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既要置李××于死地，又不能审理特情，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掩盖!有一个成语非常精辟，叫做“欲盖弥彰”，于是我提出了下面的辩护意见：

　　“本案涉案人员陈xx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特情(线人)，也即本案被告人李xx是否属于在“特情引诱”下实施的犯罪，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李xx的量刑，即关系到是否对被告人李xx处以极刑，请求法庭予以特别注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00年4月4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点特情介入案件处理问题的规定：“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从以上的会议精神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对有证据证明有特情介入的毒品案件案件，无论数量多少都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二，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毒品案件，即使涉案的毒品数量达到死刑数量标准，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即人民法院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那么，被告人李xx是否属于“犯意引诱”下实施的犯罪呢?

　　从李xx 2008年4月18日、19日的数次供述中可以看出：是陈xx首先打电话给李xx，要求李xx帮忙联系购买海洛因的买家。当时李xx并没有答应，是在联系了买家也即重庆的陈姐愿意购买的情况下才答应陈xx的。也就是说，此次贩毒李xx最初并没有犯意，而是在陈xx的诱惑下发生的。这样，陈xx的身份问题也即陈xx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特情(线人)，就成为了被告人李xx是否属于犯意诱惑情况下实施犯罪的关键。

　　陈xx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的特情(线人)呢?卷宗内没有任何材料来说明。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陈xx就是公安“特情”。其理由如下：

　　其一，在侦查卷宗第65页，被告人李xx 2008年4月19日的辨认笔录其辨认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陈xx”，李xx在12张不同男性免冠照片中辨认出了陈xx。

　　既然已经对陈xx进行了辨认，并且辨认的目的就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那么陈xx应该是被抓获归案的。既然被抓获归案，为什么又不在同一案件中审理?即便不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也应该有另案处理的说明。但本案中既不在同一案件中审理，又没有另案处理的说明。难道陈xx先被抓获，又被公安释放了吗?在证据如此处分，指向性如此明确的情况下，陈xx如果被释放了，那么原因只有一个：陈xx是公安机关的特情，是线人，否则不可能被释放!!

　　另一种可能，陈xx根本就没有被抓获。在被告人李xx数次提供了陈xx的个人情况、住址、电话的情况下、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中刑初字第301号刑事判决书中详细载明陈xx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未实施抓捕行为，没有采取网上追逃、发布通缉令，说明了什么?只有一种可能，陈xx是“特情”，是“线人”!!

　　综上所述，从本案侦破过程的“蹊跷”，公安机关对陈xx的遮遮掩掩，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陈xx就是公安“特情”、 “线人”。 被告人李xx是在陈xx这个特情的引诱下产生犯意的，属于“犯意引诱”。根据上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的精神，对被告人李xx不适用死刑。即使不能排除“犯意引诱”的情况，也不能适应死刑立即执行，应留有余地。”

　　上述辩护意见的发表，无疑是击中了某些人的痛处，恼怒异常，可又无可奈何。一个看是简单的案件，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已经开庭三个月了，迟迟不能下判。李xx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为了将李xx置于死地，控方又会采取什么措施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王绍涛，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主任、董事长，兼任房地产部主任。 一九九〇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原为某中级法院法官，一九九四年辞职从事律师职业。现为云南财贸学院兼职教授，云南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著有《毒品犯罪理论与实践》，《两法实施看律师执业难》等文。先后担任数十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包括省政府研究室、吉鑫集团、《昆明日报》、《大众消费报》，英属跨国集团威利公司等，先后承办数百件法律事务，涉及金额数亿元，有张学友昆明演唱会纠纷案，云南时报记者陈薇杀人案等。现主要从事公民个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工作。“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这是法律顾问工作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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